对叙利亚灾难成因与责任的六点观察
叙利亚不是什么西方有意要搞乱的，恰恰相反，西方出于自己的利益多年就一直不希望叙利亚出乱，因为那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此次叙利亚战乱后难民问题对西方的冲击及恐怖分子对西方的威胁就是个例证。须知，西方的情报部门与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情报部门过去一直就了解、控制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的情况有合作，这种合作因西方支持反对派后有些中断。西方与叙利亚政权的关系过去一直不错，尽管在人权事务上，西方各国政府都因与叙利亚政府的这种关系长期受到各国内部人权人士的严厉批评，承受很多压力。以法国为例，2001年阿萨德刚接班不久，希拉克授予过阿萨德法国骑士勋章（最近取消这个勋章的程序已经启动）。2008年萨科奇还接待过阿萨德到访，阿萨德还参加过法国国庆庆典阅兵活动，受到极高的礼遇，法国人权界还因此群起批评。
不过当时阿萨德在接班后确实曾有些励精图治，也有推动叙利亚现代化的企图，强化改善与西方包括与以色列的关系，包括替西方到伊朗去解救人质。总之，那是个具有希望的时期，不仅叙利亚内部还是其对外关系，都是如此。
叙利亚与西方的关系的根本逆转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因民众的抗议，阿萨德大开杀戒，导致西方的制裁，开始对叙利亚要求民主的反对派进行支持。要知道，受了伊拉克战争的影响，尤其是从伊拉克撤军后的美国，不到必要时刻，并不十分愿意参与该区域事务，特别是美国油页岩革命后石油基本自给，对中东地区的石油依赖大幅减少。（2011年，在给研究生上的地缘政治的研讨课上，我曾提及当时刚读到的位于伦敦的国际能源研究所的报告，称美国很快会因油页岩技术达成石油自给，提醒学生中东的问题因美国的势力的撤离而会有新的麻烦。）除对以色列作为盟友的利益的保护外，美国对该地区的利益相关性锐减，加之因伊拉克战争在经济上遭受的损失，2008年经济危机后美国财力上的弱化，使得美国人不再如以往那样关注该地区。
这也可以解释，2013年当法国具有理想主义性格的左派总统奥朗德主张对阿萨德释放毒气屠杀民众进行打击惩罚的关键时刻，为什么奥巴马会自食其言，没有对跨过他自己设下的红线的阿萨德进行打击的原因。而最新这次打击前几天，主张美国第一、日渐采取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特朗普还宣称将把在叙利亚作为军事顾问的美军全部撤回。奥巴马当时主张以外交解决叙利亚毒气化武问题，普京抓住机会，外交上长袖善舞之机，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存在，排挤了西方在该地区问题上的发言权。这是阿萨德政权能够借助俄罗斯支持苟延残喘，在几乎崩解的情况下再度复苏、攻城略地、赢得现在事实上的军事胜利的大的国际背景。说西方故意搞乱叙利亚既不是实情，也不符合逻辑。
叙利亚今日灾难的成因是十分复杂的，但大体不外乎这样几个面向：政治与宗教，外交与内政。叙利亚的立国历史是既悠久又短暂，该地区历史漫长，但政权更迭频繁，各种文化交织。此都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地缘政治因素有关，在此无法详说。
但需了解的是，叙利亚这是一个全新的国家政权，其组成与一战后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觉醒，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崩解有直接的关系。阿拉伯世界这些被奥斯曼帝国长期压迫的人民在形成各种解放运动时是借助了西方、主要是英法的力量，但稍后又受到英法的压制，但它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阿尔及利亚那样的殖民地。组建现代叙利亚的第一位国王是 费萨尔（Fayçal）国王。（著名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就是讲这一段历史。）英法依据“国联”的规定在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对这些地区进行托管时，也曾有些相关设定，比如培养这些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成熟发展后让这些国家独立，但这其中各国的具体做法各有区别（英国人对其托管的地区是按一种君主制准备其撤离后的政治模式，法国人则是按共和制在准备）。
从今天这些国家及该地区的状况，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当初托管时期留下的许多后遗问题：英法“赛克斯•皮科协定”（ Sykes-Picot Agreement）对该区域的划分，叙利亚与黎巴嫩的关系等等，不从那个时代去了解是完全不能得要领的。叙利亚今天的状况与一战后直到二战后的1946年独立的历史是密切相关的，那个时代展现的一些问题已经预示着今天问题的复杂：与西方英法的关系，独立、现代化与传统势力各种错中复杂的交织，部落、族群、宗教精英与势力的演变，民族国家的构建，宗教派别的因素等等。
此外，了解这个区域的另外一个视角是宗教派别之间的冲突与阿拉伯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相互交织影响作用。逊尼派与什叶派乃至其中各个次派别的冲突源远流长，积怨甚深（仅就这一点讲，中文世界里那种简单化的以“伊斯兰”全称，整体主义地分析当今伊斯兰世界出现的一些现象是有很大的问题的）。现代以来阿拉伯世界的精英中，尤其是在奥斯曼帝国崩解和西方势力的刺激后，一直有一种泛阿拉伯主义的企图，试图统一整个阿拉伯世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就是这种政治企图的最重要的表现。这个先受法国近代民族思想后又受列宁主义影响的政党最后在今天人们关注的两个地区伊拉克与叙利亚分别掌握政权，但却相互矛盾，并没有完成统一大业，其中除权力的逻辑外，不同派别的宗教也是重要因素。而老阿萨德就长期是这个政党在叙利亚的领袖。
少数派什叶派下一个小支派“阿拉维派”（占叙利亚12%人口 ）出身的老阿萨德领导的下的叙利亚一直采取一种世俗政策，除与这种少数派的背景需要最广泛赢得其他各宗教的支持有关外，就是与“复兴党”的意识形态相关。但作为非阿拉伯人的库尔德人却反对这种阿拉伯民族主义，因此也长期受到打压。老阿萨德长期铁腕治国，不惜放毒气、出军队大肆屠杀任何反对势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82年造成几万人死亡的哈马大屠杀。他多年以来的主要对手就是伊斯兰兄弟会。后者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挑战阿萨德政权，也遭致不断的残酷打击。而西方在对待老阿萨德政权上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这一是因冷战，二就是在处理伊斯兰世界这种世俗与宗教的紧张上左右为难。既不希望看到这些国家专制，但面对伊斯兰的极端反西方传统势力，又需要与这种世俗的具有某种现代取向的政权打交道，维持好关系。当然，就美国来讲，还有一个以色列的问题。而阿萨德政权一直也在西方与过去的苏联今日的俄罗斯之间寻找平衡，以消解来自内外的各种压力，同时也通过与同属什叶派的伊朗的协作关系、支持“真主党”、出兵黎巴嫩等举措维系自身安全，并提升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
今日叙利亚的悲剧，显然是与老阿萨德时代严酷的维稳体系积压下一系列的严重的矛盾有关。冷战结束、经济与信息的全球化时代这种体系开始受到严重的挑战，石油资源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价格低落带来的财政减少，各种族群、宗教派别群体意识的复苏与强化，年轻一代的主体意识的提升，都给政权带来新的挑战。也因此，在小阿萨德上台后，也曾试图通过一些列改革得以摆脱困境，曾使国内外曾燃起一些希望。但有些为时已晚，且因各种原因有些也是走走过场，不动根本的既得利益者的格局，权贵骄奢淫逸，迷信权力，缺乏利益调节机制，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风暴一起，一些中产阶级、都市居民对民主与自由的要求，作为多数族群的逊尼派（近80%的人口）的不满，长期受打压迫害的库尔德人的愤怒一并爆发，受打压的伊斯兰兄弟会也迅速浮出台面参与领导抗议。面对这种局面，阿萨德效法其父，再次动用军警特残忍镇压，这进一步激发民众的义愤，导致某些军人的哗变，抗议四起，叙利亚进入一个动荡期。
严酷的镇压往往是激发恐怖行为的温床。老阿萨德统治时期针对阿萨德政权的恐怖行为就一直不断，而老阿萨德也对其毫不留情地镇压。对这些行为，西方一方面是批评，谴责，尤其是民间；另一方面出于各种现实考量也保持与其关系、合作。小阿萨德上台后，这种状况维系到2011年的抗议。面对这种抗议以及随后的镇压，西方开始谴责制裁阿萨德政权，如欧盟停止作为国家三分之一收入来源的叙利亚的石油进口。
阿萨德为保权，削弱西方对反对派的支持，便打开牢门，将所有在押伊斯兰恐怖分子全部放出，甚至纵容他们的某些活动。比如，在西方展开伊斯兰恐怖袭击的最重要的设计者、理论家Abou Moussab Al-Souri 就是叙利亚人，当年在老阿萨德哈马大屠杀后从一个学生转而激进化，参与许多激进伊斯兰活动，后在巴基斯坦被情报部门逮捕，引渡回叙利亚关押。2011年后被叙利亚当局从监狱放出，至今下落不明。但他有关在西方发动“圣战”、诱发西方对伊斯兰的憎恨从而在内部引发伊斯兰与主流社会的冲突、毁灭西方的上千页的论述，迄今依然是恐怖分子的实行的战略。
随后，趁混乱在伊拉克出现，与原基地组织有关的“伊斯兰国”（ISIS），也借机小股渗透到叙利亚，以其凶狠以及在与阿萨德政府军的作战中的勇猛逐渐赢得影响与地盘，坐大，使得西方在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上投鼠忌器，生怕这些援助落到这些极端分子手中，也因此使得反对派力量无法有效壮大；当然，反对派因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的派系众多，也是限制了其力量壮大的一个原因。而这股伊斯兰极端势力最终在占领伊拉克的摩苏尔后，成了某种气候，尤其是对西方发动的一些列恐怖袭击，震撼世界。但其得意忘形，且开始对那些属于逊尼派原来对其态度暧昧甚至最初有过某种支持的一些海湾国家造成威胁，使得全世界包括伊斯兰世界动员起来对其进行打击。这客观上给阿萨德政权又提供了资源和合法性：以打击恐怖分子的名义，阿萨德政权在西方寻找代言人为其辩护，也影响了世界包括西方的舆论。俄罗斯也更堂而皇之地在叙利亚展开自己的活动，强固对阿萨德的直接军事支持。一直希望突破某种地缘政治限制的伊朗，也借此出兵伊拉克、叙利亚参与打击ISIS ;，扩大其影响，缔造所谓的从伊朗经伊拉克到叙利亚的“什叶派新月轴心”。从因恐怖分子活动弱化了西方对阿萨德的谴责与压力上这一点上看，阿萨德当初支持伊斯兰极端势力崛起的这一招还是很有成效的。某种意义上讲，也是ISIS 帮了阿萨德的忙，尽管他自己也要应对ISIS 的挑战。
就恐怖袭击来讲，黎巴嫩真主党至少其军事部门被世界上许多国家也视为恐怖组织。而除伊朗外，该组织长期的另外一个支持者就是叙利亚。此次叙利亚内战，真主党也派兵参与，与伊朗一道在叙利亚与政府军一起，展开对ISIS 和反对派的打击。
关于ISIS, 这里顺便说一句，其起源与发展是与基地组织有关，也与美军占领伊拉克后的一些重大政策失误相关：美军解散了伊拉克前军队，且将许多高官送进军事监狱关押，是在那里，一些被关押的极端分子与这些前高官建立了联系，后者后来许多成为ISIS的高级官员。此外，伊拉克许多逊尼派民众、军官不满什叶派掌权者，与ISIS 暗通款曲，导致后来ISIS 在伊拉克的攻势势如破竹。当然，奥巴马当选后的仓促撤军，客观上也为这些极端势力的扩展提供了条件。有些人混淆基地组织与ISIS，两者是有关联，但在ISIS崛起、基地组织相对衰落后，两者又有争夺伊斯兰极端势力领导权的矛盾。
从一开始俄罗斯就采取坚定的支持阿萨德政权的立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地缘政治原因，俄罗斯冷战后在海外唯一的军事基地就是在叙利亚。如果丧失该基地，俄罗斯的影响将彻底从地中海地区退出，在中东的影响也将基本丧失殆尽，这北方大国几个世纪向南伸延力量的梦想将受到致命的打击。其次，俄罗斯卖给叙利亚的武器高达几十亿（叙利亚内战初曾看到一数据说上百亿）美元的高额账单也将再无法收回。同时，鉴于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犹疑、软弱——这除有上面提到的美国的态度的原因外，也与干涉利比亚后其后续转型局面的不理想有关——普京发现了叙利亚问题作为提升俄罗斯国际地位，赢得新的外交筹码的价值，开始更加积极大力度地介入叙利亚事务。这尤其是在2013年阿萨德大规模释放毒气杀人事件之后。俄罗斯现在叙利亚直接进行深度的军事干预，支撑阿萨德政权。阿萨德政权现在取得的军事胜利，基本上可归结于俄军、伊朗“民兵”（军队）参与的结果。
阿萨德政权过去就有用化学武器屠杀平民的记录，可能也是中东国家存储毒气最多的国家之一。近半个世纪以来，从两伊战争到萨达姆政权时期针对库尔德人，中东是毒气使用最频繁的区域。2013年在叙利亚古塔地区政府军大规模使用化学毒气事件后，奥巴马缩手，满足于与俄罗斯签署一个协定，阿萨德政权宣布不再生产且销毁所有化学武器，且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已有192国家签署），不仅阿萨德得到一个喘息机会，也就此测试到西方的底线。斡旋的普京因此在国际上赢得相当的掌声，也在此问题上吃定西方。但自那以来，叙利亚至少发生另外近40次化学武器攻击。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组织（OPCW）试图派遣调查团去查实，在联合国设立针对阿萨德政权是否继续使用存储化学武器的检查监督机制，但均遭到俄罗斯否决。
去年叙利亚发生毒气攻击，造成很多儿童死亡后，据报特朗普原并没有动武惩罚叙利亚的计划，是他的女儿伊万卡拿着那些受毒气攻击死亡儿童的照片给特朗普看，激怒后者。当时正值习近平访美期间，他下令发射59枚导弹摧毁叙利亚发动化学攻击的空军基地的部分军机。但事先通知俄方，以免造成俄方的人员伤亡，扩大冲突。美方警告如果再发生此事，会继续惩罚叙利亚阿萨德政权。
4月7日，在争夺大马士革东部战略通道的战斗中，据各方证据看，确实在杜马镇发生了新的一起化学武器攻击，至少造成数十人死亡，几百人受伤。那些孩童被遭受化学攻击后几乎窒息的场面传遍世界，引起人们的愤怒。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称没有发生化学武器攻击，是反对派捏造、摆拍。西方再次在联合国提出针对此事进行特殊调查遭俄罗斯否决，此后俄罗斯提出其另一版本调查方案，亦遭西方国家否决（中方两次就俄美各自的提案投弃权票一次，投一次赞同俄罗斯方案票）。在此情况下，英美法三国在精心准备下，对叙利亚的据怀疑是存储、研发化学武器的三个地点进行精确打击。据三方宣布，打击结果彻底摧毁预定目标，而即使俄罗斯、叙利亚也承认，打击没有造成平民伤亡。
按一些专家的看法，只有叙利亚政权掌握了使用化学武器的能力。而俄罗斯、叙利亚政权一直声称是反对派所为。按美英法领导人的说法，鉴于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和俄罗斯的阻扰，为捍卫国际公约的权威，必须对阿萨德政权施以惩罚，但这绝不是要使战争升级，也不是对叙利亚政权、俄罗斯的宣战，是属于国际法惯例中对保护平民免遭灭绝性杀伤所采取的强制人道性措施。俄罗斯与叙利亚包括一些西方人士曾就美英法三国不等国际人员到达毒气攻击现场调查就对那些可能的存储研发化学武器的地点展开攻击表示批评，但最新的消息（4 月16日）是，当国际调查人员抵达叙利亚时，俄罗斯及叙利亚官方却以道路不安全为由，禁止专家调查团前往杜马镇，称需要几天时间准备，这也立刻引发各方怀疑。
显然，这次打击并不能解决叙利亚问题，更是带有象征性，它事实上是再次向俄罗斯、阿萨德发出讯号，划出底线，为下一步的外交磋商创造条件。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西方人对化学毒气如此敏感，或许许多人不可理解。今年恰是一战结束一百周年，只要是了解一点一战的历史就会明白，那种毒气造成成万士兵死亡的历史记忆，不可能不在看到化学武器被再次使用时引发强烈的心理反应。
叙利亚的悲剧最终的受难者是普通平民（已造成50万死亡，几百万的流民）。一个国家已经毁掉，重建将是漫长而艰难。这场悲剧，既有历史、宗教、族群的因素，也有各种现实政治、民族、经济、地缘政治的各种诱因。2011年，在一次本人所属的研究所的内部小型研讨会上，我曾说过：与美军打击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不同，叙利亚内战是21世纪第一场最具深远意义的地缘政治较量。毋庸置疑， 叙利亚显然已成为各大国、区域强权、各种政治势力、宗教派别较量的疆场，其所引发的某些问题会伴随这个世纪。
这里，或许还是有一些基本的问题需要我们回答，以便我们更好地汲取教训，判断世事，型塑未来：在这个互动日渐频繁的全球化的星球上，我们是否还需要、是否可以确立一些基本的原则来超越各种国家利益的计算，借以评判国际事务。显然，这些都是国际关系理论的老命题。此外，一个国家如果政权专断，不管现实的稳定是靠怎样的强力手段得以维护的，从长远看，还是可能酝酿极其严重的危机。因此，一个能够照顾到各方利益，尊重民众的信仰、情感的合理、富有弹性的制度架构，还是非常关键的；这尤其是体现在各种危机期。日子顺畅的时候，其实不是验证一个制度的有效性的最佳时节，往往是危机到来，才能显出其优劣。
作者：张伦，法国塞尔奇•蓬多瓦兹大学教授，2018年4月20日。